第299章 陛下当真心狠

三国：王业不偏安 第299章 陛下当真心狠

刘宏执政末期，尚能以五铢钱卖官鬻爵，一官百万千万，丰年时期的米价，一石不过二三十钱。

自董卓违反经济规律，大铸小钱劣币以来，五铢钱信用走向崩坏。

加上三十余年战乱，五铢钱为主导的货币经济几近崩塌，百万钱尚不能买一石米。

而这种情况，尤其在战乱连年的北方最为严重，货物交易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。

布帛、丝绸、粮食，这些本身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，便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的职能，百姓交易，或以粟米换盐铁，或以布匹换陶器。

这种以物易物的形式弊端极大。

其一便是实物笨重，储运不便。

欲购一牛，或需驱车数乘，载粮数十石，光是运输成本便何其之巨？

如此一来，远距离的商品贸易囿于成本问题，几乎废止。

其中最大的受害者，自然便是最贫苦的底层百姓。

百姓能产出什么？

无非粮、布二物。

但他们需要铁，需要盐，需要向朝廷上交算赋口赋，也即人头税，还需向地主上交田租。

实物难以分割，百姓间的需求难以重合。

一个农夫想用自己织的一匹布，换一把新的铁锄，在健康的货币经济下，可以把布卖掉换成钱，再用钱去买锄头。

但在以物易物的大环境下，他必须找到一个恰好需要布、同时又有多余铁锄的工匠，而这种需求的重合极难实现。

于是，他便只能将自己的布匹卖给本地的豪强商贾，定价权完全把控在豪强商贾手中。

一石粟米，一匹绢布，豪强收购的定价就是粗盐三升，劣锄一把，两者间的价值完全不对等，你或许能不用铁锄，你还能不吃盐吗？

没有钱币流通，远距离的市场贸易几乎停止的情况下，普通百姓只能与本地特定的豪强劣绅进行交换，便只能任人宰割。

百姓生产劳作的成果，无法换来同等价值的回报，便会直接打击百姓农业、手工业生产的积极性，所谓谷贱伤农便是如此。

这严重阻碍了民生的恢复，百姓麻木，只求养活自己便罢，不会再去想更远的规划。

如是，一旦遇到荒年，家无余米余帛，便开始卖儿鬻女，进一步加快平民百姓的破产，使得世家豪强的土地、人口兼并更加明目张胆，到了完全不可遏制的地步。

所以说，恢复货币与市场贸易看似是经济问题，实则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。

曹丕在受禅称帝后，虽不知道什么王朝周期律，但也能观察到世家豪强在更快地兼并土地与人口，于是试图恢复五铢钱制度。

但新钱甫一上市，便因战乱频仍与民间长期依赖谷帛交易，对新钱信用存疑等原因未能流通。

不到一年，便草草收场。

曹丕复又下令百姓用谷帛交易。

由于钱币废弃已三十载，谷物布帛被用作货币进行交换时日已久，民间投机取巧、弄虚作假的风气，早已渐渐盛行。

百姓争相用水浸泡谷物以增加重量进行牟利，又织造极其稀疏的薄绢当作货币使用，即使魏廷设下酷刑约束，也不能禁止。

一直到曹叡继位，三国战事已渐平息，局势稍稳，商业略有复苏，曹叡再次尝试恢复五铢钱，一开始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。

但曹魏虽然铸钱，铜料来源却极其有限，铸币规模远远跟不上市场贸易需求，市场钱荒严重。

钱荒严重，官铸钱数量不足，则民间盗铸、私铸必然蜂起，这些私钱质量低劣，掺假严重，扰乱市场，再度损害了五铢钱的整体信誉。

很快，曹魏又退回到以物易物的状态，币改相当于白改。

而大汉这边，五铢钱在蜀中一直未曾断绝流通不说，三国时代第一经济学家刘巴，还发明了直百钱这种虚值大钱。

这种虚值大钱，为彼时刚入主川蜀的季汉政权，解决了军费不足的燃眉之急。

虽说这种直百钱是恶币，但须知晓，在发明这种虚值大币前，围攻成都的三军文武将吏皆议，欲以成都城内屋舍及城外园地、桑田，分赐诸将作为赏赐。

昭烈不愿沮将士之气，又不愿行暴而失蜀中民心，便打了个哈哈，与士众约：若事定，府库百物，孤无预焉。

及拔成都，士众皆舍干戈，赴诸藏竞取宝物，之后又提起，准备打土豪分田地，昭烈于是与赵云君臣二人唱了个双簧。

赵云进谏曰：霍去病以匈奴未灭，无用家为，今国贼非但匈奴，未可求安也。

须天下都定，各反桑梓，归耕本土，乃其宜耳。

益州人民，初罹兵革，田宅皆可归还，安居复业，然后可役调，得其欢心。”

昭烈即从之，置酒大飨三军，取成都城内金银财宝分赐将士，还蜀中豪强以谷帛。

由于没有直接暴力掠夺城中百姓的谷帛、田宅，导致军队资粮严重不足，刘巴于是发明了直百钱。

但这种直百钱，一开始并不在民间流通，只在军队内部消化。

刘巴这位三国时期的桑弘羊令吏为官巿，平抑官市物价。

军队内的将士，先用金银财宝换取蜀直百，朝廷又用回收的金银去与蜀中豪强换粮食布帛。

最后，将士再用蜀直百从朝廷手中换取粮食、蜀锦等必须物。

一开始，必然有将士犹疑，不愿拿金银财宝换直百这种虚值大币，但只要有人带头，真换来了必须物，真能在成都进行娱乐消费，那么这蜀直百便可以流通了。

同时，在刘巴的主持下，蜀锦、巴盐收归官营，官方平抑蜀锦、巴盐价格。

蜀锦与直百钱挂钩，不论是谁想买蜀锦，都必须带着物资，跟官府换取直百钱，再用换来的直百钱到锦官换取蜀锦。

非只如此，巴盐的大宗交易，同样也只能用蜀直百进行。

蜀中世家豪强想通过购买巴盐，进行二次贩卖从中取利，同样要用物资换取直百。

于是直百大币得以在民间流通，且其价值得到普遍承认。

之后不到半年，府库充实。

非只如此，拥有蜀直百的豪强大家，可以用直百钱缴纳赋税。

光是这一点，便赋予了直百钱不同于孙权大泉当千、大泉五千这种虚值大币的信用基础。

吕蒙白衣渡江袭夺荆州后，孙权便大方地赐钱一亿，也不知吕蒙收到这一亿钱该怎么花。

后世所谓石油美元体系，早在一千八百年前，不已经被刘巴这个大才玩过了，并且跟鹰国印纸收割全世界一般，真从魏吴两个敌国那里收割了不少财富。

而回到眼下，不论蜀直百这种虚值大币如何保值，如何能当信用货币来使用，它掠夺世家豪强财富的本质是不变的。

虽然因为世豪对蜀锦、巴盐的强烈需求得以流通，但世豪们确实因此对朝廷颇有怨言。

此外，由于直百钱一般只在世家豪强间流通，普通百姓并没有享受到公允贸易的便利。

民间不少地方，或是仍处于以物易物的状态，或是私钱劣币泛滥，总而言之，因民间缺乏良币，豪强鱼肉百姓，兼并土地人口之事，仍然大行其道，甚于从前。

丞相与刘巴共事许久，对经济如何影响国家运转再了解不过，自然知道蜀直百非长久之计。

更是明白，只有朝廷大规模印铸真正的良币，才能让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回复正轨，才能激发百姓耕织渔牧的积极性。

但没办法。

国家无铜。

市场又处于钱荒状态。

只能继续扩大直百钱的规模，增加这种由国家管控的货币在市场的流通量，刺激市场贸易的活力。

眼下不同了。

只要朱提铜矿在手，大汉便可革除旧弊，着手铸造含铜量足、做工上佳的新钱。

这并非只为解决眼前三军将士赏赐、抚恤之困，也并非只为可能会在成都、长安发行的国债兜底，更重要的作用在于重塑天下钱法，奠定大汉三兴之基。

有了统一、可靠、充足的货币，蜀中、汉中、关中、荆州诸地，商业将会更加繁荣，从而反过来刺激工农各业的发展。

再过几年，十几年，民生恢复，市场贸易恢复正常，朝廷税收、官吏俸禄，将士赏抚，同样可以更多采用货币，减少实物依赖。

就算刘禅突然暴毙，就算大汉北伐东征失败，三国再次僵持，大汉也已不再是从前的大汉了。

李恢已奉刘禅之命，征募人手，在矿山建立军寨维持秩序，先行小规模开采，兼规划从矿山通往泸江（金沙江）的道路。

明清时期，朱提铜从金沙江入长江，一直到镇江入京杭大运河，最后运至燕京，万里之遥。

仅此一矿出产，便抵得上南方数省所有铜产之和，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矿。

刘禅丝毫不怀疑李恢所言千年未必能尽有何夸张之处。

星夜。

董允、费祎两名侍中联袂离开官寺，又一起登上一辆简陋鹿车，回到了董允的住处。

二人一番洗漱过后，却是如少时那般同榻而睡，抵足而眠。

费祎以手抚胸，首先开口，道：

“先帝、丞相，你我都曾关切南中铜矿之事，未有所获。

“不意陛下亲征以后，北伐东进接连大胜，竟又发现如此巨矿，我大汉之天命，国运，便在此了，天不亡我大汉啊。”

许久后，就在费祎即将入梦时，董允才终于嗯了一声作为回应。

费祎半晌才反应过来董允回的是什么，又思索了半晌，道：

“只是，如今我大汉形势大好，不过是一点钱帛问题，陛下又已知朱提铜矿之事确切属实，本可将赏赐之事拖一拖等一等，竟仍如此心狠，着实教人既敬且畏。”

董允自然知道费祎说的是天子举债之事，虽然躺着，却仍微微摇头：

“哪是心狠？陛下自北伐以来，便一心扑在匡扶汉室大业上，再也不顾所谓天家体面了。”

二人在榻上沉默片刻，董允想到了什么，忽然道：“

“今日伯达（张表）问陛下，是否要先清算一番蜀中那些与孙权私下交通，存有异心的豪强大家？文伟以为如何？”

费祎闻言，问：“此议…值此时节，是否有些酷烈？恐伤陛下仁德之名。”

费祎明白董允的意思。

这些豪强大家抄他个十家八家，几十万石粮必然有了。

而他们与孙吴交通，心怀异志，阴谋作乱在先，证据已在朝廷之手，此刻又值大胜，将他们抄家，蜀中乱不起来，还能借此震慑一番其他暗有异志之人。

董允并未立刻回答，只静静躺着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开口：

“去岁日食地动，宗庙震毁，蜀中沸沸扬扬，各地劣豪恶富与孙吴阴谋作乱者不少，诛其首恶，既杀鸡儆猴，又解燃眉之忧。

“这些主动与孙权眉来眼去，阴谋作乱之人，畏威而不怀德，此时不作处置，又当何时？

“再则，这些人难道不知自己处境堪忧？

“倘若大汉果真发行国债，他们会不会想着求购几份以表自己忠君爱国之心？倘若连国债如此机会都不能抓住，便只能将他们打掉了。”

费祎闻此恍然，字斟句酌：

“确该如此。

“只是不论如何，须存分寸。

“待国债发行已毕，这些事情，便交予各郡太守、都尉来做吧。

“务必教天下人心服口服，不当波及无辜。”

董允颔首：“这些日子于巫、秭二县，搜得不少人与孙吴交通，阴谋作乱的罪证。”

接下来的几日，夷陵城内依旧忙碌，汉军休整、训练、布防，一切井然有序。

而在官寺之内，费祎、董允等大臣则昼夜不停地推敲着大汉国债的每一个细节，以至废寝忘食。

刘禅也时常参与讨论，将自己记忆中关于债券、信用、金融的零星知识全都一股脑搬了出来。

最终确定，首批国债，称为大汉炎武元年东征专项国债，以示其用途明确。

债券面额，暂定为千石、五千石两种，分别适配大豪强与小门户，让他们按能力购买。

每户限购两份，让大汉与更多的家族利益绑定在一起，也分散家族的风险，让他们可以不用顾忌朝廷借此发现他们家里有巨额财产。

期限定为一年，年息暂定为“什一”，即百分之十。

这个利率高于寻常存储，低于时下至少三成利的高利贷。

在有朝廷公信力为保障的情况下具有不错的吸引力。

由相府协同大司农下属新设国债曹负责绘制、登记、发放与后续管理。

国债凭证采用特制桑皮纸，上书暗纹，特定编码，并有刘禅亲笔书写的朕准此三字，并于其上加盖天子玉玺，仿造辄死。

发售仅在成都、长安两座大汉牢牢掌控京都进行，防止地方债混乱不堪，尾大不掉，由两都官府组织，公开售卖，登记造册。

方案初步拟定，刘禅仔细审阅后用了印，特意让费祎抄录两份，一份加急送往成都，交由长史蒋琬，命其于成都筹备。

另外一份，则由费祎亲自送往长安，与丞相再行磋商。